也就是说，将以前一般说来应当制定法规的事项进行分解，人大只对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进行集中或者专项立法，其他的事项均可由政府制定规章。

授予这样一台只会模式识别的机器‘公民，是对人类最大的羞辱和误导。三、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对策论代替教义论 人工智能只是无数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某一个领域，法教义却是法学研究不可抛弃的立场和方法，当下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停留在对策论，离开法教义学的精耕细作和理论共识探讨必将使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研究难以沉淀。

(14)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生产过程并不属于创作、不符合独创性要求，不是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所谓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的著作权保护就成为一个伪问题，不能以此否认现有法律的应对能力。其一，不断制造、跟风、放大假问题，导致法学研究误以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夸张、炒作、娱乐为前提。但是，本案中产生故障的机器人只是普通机械设施，它根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之所以会杀死这名工人，是因为触发了该设备的自动处理程序。如果将研究对象拓展至强人工智能，则不仅完全跨越了时代，而且忽视了一系列尚未深入讨论的前提性问题。法学家的对策论与国家制度层面的政策论共用一套逻辑，它特别看重的是法律工具主义，当失去了体系性研究之后，这种对策论容易违背原理、抛弃原则、颠覆法秩序，产生的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工具不理性。

法学家从来没有考虑过人类是否能够为机器人成功搭建起道德或伦理的规范体系，而只是简单粗暴地动用刑罚，面对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时总是如此急不可耐。事实上，即便当下热议的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司法场景的应用，也还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概述，根本还未深化到具体的细分领域。比如，关于增加的主席团、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和专门委员会行使职权的内容，虽然两部法律并没有规定，但多数已是实践中的长期做法，以前未修改法律，也没有发生什么争议。

但几十年来，针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职权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有意见要求对代表大会和常委会以及专门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人数、职权等进行改革。需要着重考虑的是，针对第一方案，即按照立法计划进行修改，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修正草案将现行法律第五十三条有关全国人大表决的事项，修改为第六十五条，并增加规定，如表决器在使用中发生故障的，可以采用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进行表决。4、关于全国人大的监督权。

1982年宪法制定的时候，对于如何组织全国人大，胡乔木首先考虑的是"两院制"，在征求意见时还有不少地方表示赞成。由此可见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2019年，中央办公厅还专门发布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这个条例当然适用于全国人大的重大监督权行使。5、各组织具有什么性质和法律地位？ 有明确的性质和法律地位，行使职权才会"名正言顺"。"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对这个重要文件以上表述的权威解读。涉及这方面的一些重大事项，法律的已有规定存在问题，没有激活点，一般就不会引起注意和争议。

即使要在全国人大组织法中规定，也不适宜规定在总则中，而可以放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及其内部他组织行使的具体职权中，做附带性规定，因为组织法要确定的是哪些组织有哪些职权，而对某一组织行使职权的具体原则不是重点，一般不必规定。二是，保持这四章的体例结构，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在每章下再设单独的节，对代表团、主席团、委员长会议、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等重要的内部组织，以及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等重要的个体，予以规定。这样，国家主席就不会同时担任其他的重要职务。草案第二条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草案第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加强与各国议会和议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增加了解与信任。采取第一方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提出的问题很多，各方面意见不一致，并且不具备短时间内达到共识和作出修改的条件，怎么办？笔者认为，可以不作修改，或者将原计划的修改时间延长一至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有一类十分重要的关系缺乏规定，即全国人大与各党派、人民团体和全国政协的关系。第三方案：暂不修改，对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系的内容，由全国人大以作出决定的方式，单独进行打包式立法。

所以，对这两部法律适时进行修改，无疑是必要的。而对全国人大内部各类组织的领导体制予以规定，则是组织法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第一方案：在现行修正案草案的基础上，征求意见后，按立法计划继续修改。二是，这两部重要法律不启动修改程序，一般不会引起太多注意和争议，而一旦决定要修改，就会引起广泛关注讨论，各方面可能提出很多问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常委会撤销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建议有关方面结合方方面面的情况，对这两部法律的修改问题，再予研究。

代表、代表大会、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当然是全国人大的组织，但是，这恐怕远没有揭示代表大会组织的全部。但是，分析基本的语法逻辑即可发现，上述文件的表述，用语严谨准确，前后环环相因、严密紧凑，而且"章程"与"健全"之间，用的是逗号，这就清楚地表明，党的领导入法入章程，不仅是领导地位入法入章程，而且是健全的领导制度也要入法入章程，不是仅将领导地位入法入章程，领导制度入党内法规，而是领导制度要和领导地位同时入法入章程。

按照宪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和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监督的对像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院长，监督的方式除了听取和审议有关的工作报告外，还包括质询、罢免、特定问题调查等，这次组织法的修正案草案保留了这些内容，并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纳入监督的范围，同时，增加了有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委会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提请，撤销国务院个别组成人员职务的规定，以及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提请，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职务的规定。三、对组织法新增"总则"的意见 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大亮点，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增加了总则，作为第一章，但这也引发了一些需要讨论研究的问题。

如果说1982年宪法将党的领导写在序言中，容易引起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争议，那么，2018年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总纲，就不会有任何争议了，党的领导具有了明确的最高法律效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中央领导下的重要政治机关，其监督工作当然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

但如果拟修改的一些内容，容易激活和引发问题，就需要十分慎重了。但是，宪法对行使这两项职权的可行性、具体条件、程序和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似乎缺乏充分考虑和研判。全国人大的组织和议事制度设计得是不是科学，运转得是不是有效，对各级人大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职权和运转程序，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是不是要用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如何规范，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否已经形成共识，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可能短时间内还拿不出适当的方案。

三是，不修改法律规定，在实践中也能解决问题的，即使后来的有些做法和规定与两部法律不完全一致，也不改。所以，现在看来，全国人大组织法中规定了不少应当由议事规则规定的内容。

鉴于以上问题，建议对全国人大组织法是否要增加"总则"一章，再予研究。五是，条件不成熟，在认识和实践中没有形成广泛共识的，不改。

由上可见，现在全人大组织法修正案草案仅将坚持党的领导写入总则，至少是不全面的。所以，建议有关方面对修改这两部法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充分的预估和权衡。

如果党的领导方式和法律效力不十分明确，全国人大又真正行使了宪法规定的质询权、罢免权，那么，这两项职权就不是没有被错误地理解为类似西方议会质询和弹劾制度的可能的。另一种方式是，没有任何组织和领导，而是代表团之间、代表之间自发地、私下或者公开地串联沟通，联名提出议案。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般一年才开一次会议，为准备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各方面投入大量的人物、物力和技术力量，表决器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才对，怎么能够允许临到表决的时候，表决器竟然发生故障呢？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会议的表决器竟然会发生故障，未免太不严肃、匪夷所思了。有以下方面可以引起注意： 一是，现在两个草案所修改的内容，除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外，其他的修改并无实质性、突破性的改变，基本属于可改可不改。

这个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坚持党的政治领导"，这一部分中的第五个二级标题是"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比如，代表与代表、代表团之间，各代表团之间，主席团与代表、代表团和代表大会之间，委员长与副委员长和委员长会议之间，委员长会议与常委会委员、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之间，秘书长与其他各类组织之间，专门委员会之间，专门委员会与常委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之间，各类党组织与机关的组织之间，等等，全国人大内部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组织法应当规定的十分重要的内容。

这也可能是这次修改这两部法律的主要原因之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又如何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两个维护"？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是1989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这个时间点在当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前，更在199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国家主席之前。

因为罢免过于刚性，不适合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不能用，也不实用。所以，任何国家机关的组织、产生和职权的确定，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不能动摇的。